内忧外患，国难当头，政府昏聩，民不聊生。文化界一片肃杀之气。

内忧外患，国难当头，政府昏聩，民不聊生。整个中国陷入苦海之中。

1933年新年伊始，胡愈之在《东方杂志》推出“新年的梦想”。一百四十二位知识分子遂有二百五十个“梦想”，刊于《东方杂志》。现实无望，寄以梦想，乃绝望之举。鲁迅不相信“梦想”，即写《听说梦》，说“无论怎么写得光明，终究是一个梦”。

“‘梦’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力啊”，但胡愈之没想到的是，在“昏黑的年头”，“做梦”也没自由，在国民党威逼下，胡愈之被商务印书馆辞退。民国政府创造世界文明史上不准“做梦”的纪录。

4月，周作人致信曹聚仁，称“守常殁后，其从侄即为搜集遗稿，阅二三年，略有成就，唯出版为难，终未能出世”，“滦东失陷，乐亭早为伪军所占，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，又提及此事”，询问曹“群众图书公司可以刊印否”。此前一年，周作人即致函胡适，研究此事，几经周折，终未出版。同月，在北平下斜街浙寺为李大钊公祭，周作人参加并送花圈、奠仪十元。“主义”不同，周作人不忘旧友，其情历史当记。

5月，北平世界日报社社长成舍我被捕。7月，北平《文学杂志》被禁，编辑及撰稿人被捕。11月，北平《文艺月刊》遭查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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