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约十一岁的时候，我得过一场病。

说起来并不严重，就是不爱说话，不爱吃饭，不爱和任何人对视。对于这样的病，小镇的医生是不屑的。不屑，也可能来自不懂。在当时，每个人身上财富还没有足够的数量，对人的耐心因此也没有足够的重量，这样“多余”的症状，只会被当作一个人的胡思乱想。

“把他晾一段时间，自己就会好了。”医生是这么说的。

那个医生治疗过我养的一只猫和阿太养过的一头牛。用的是同一种针剂，只不过猫打了一剂，牛多加了一剂。我的猫当晚就死了，阿太养的牛挣扎了一个月。在即将死的时候，阿太赶紧叫屠夫来宰了。“死掉的牛，肉是不能吃的。”这是阿太的理由。缠过脚的阿太在宰完牛，忙着挎着篮子到处给亲人分牛肉时，还特意去了趟那医生的家。阿太还没开口，医生就先说了：“你得感谢我，要不是我，你那牛连一个月都扛不住。”

所以母亲听完医生对我的诊断，第一件事就是着急跑去找父亲：“看来不是小问题，土医生找不到办法，我们得找。”

父亲是个因为不太愿意动太多脑筋而显得很阳刚的男人。整天混朋友的他，开出的药方是：“不就缺玩伴吗？找啊。”

第二天，文展被母亲领到家里找我玩了。

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

文展这个人选说不上是母亲多精心的安排。

当时每个成年人似乎都练就了吃饭的一个好本事，手托着一个大碗装着米饭，手腕的剩余部分夹着一个小碟子，里面装满这一顿可以下饭的两块榨菜、一块肉诸如此类，然后女人就全世界话家常去，男人就到处找墙角蹲着海吹胡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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